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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军锋读《娇惯的心灵》:偏执易感的与误入的
发布人: 菠菜导航 来源: 菠菜导航网站 发布时间: 2021-02-07 10:29

  《娇惯的心灵: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的?》,[美]格雷格·卢金诺夫、[美]乔纳森·海特著,田雷、苏心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20年7月出版,527页,69.00元

  《娇惯的心灵》之所以值得一读,不仅在于两位作者简洁明快的文风、聚焦主题启人思考的谋篇布局,更在于作者对时代议题的精准把握,同时有针对性地整合并吸收相关领域的前沿。可以说,两位作者能够准确把握公共写作的基本要义,并将其发挥至淋漓尽致的地步。加上两位田雷、苏心精妙传神的中,更是锦上添花,中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涵的基础上,与中文的表达意蕴有效衔接,彼此呼应,时刻提点中文读者的历史现场感和跨语境的代入感。事实上,《娇惯的心灵》中所的诸多问题,并非美国所独有,而是以另一种样态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蔓延滋长,这应该是业已在中文书界独树一帜且别具一格的“雅理译丛”引介此书的用心所在。

  打眼一看,主标题“娇惯的心灵”,加上副标题“‘钢铁’是怎么没有的?”的烘托,读者的第一反应会误以为两位作者意在撰写一部“育儿宝典”。实际上,遍览全书,细心的读者即会发现,两位作者的主旨立意,首先在于审视新世纪美国大学所面临的诸多迫在眉睫的危机,分析危机背后的诸多错误观念,进而追溯并孕育这些错误观念的社会条件,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救危机的可能途径。

  可以说,《娇惯的心灵》是一部解剖当代(美国)大学的灵魂之书。偏执易感、见火就着、动辄得咎的脆弱人设,个人感觉至上、情绪推理、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人的扭曲,非此即彼、非黑即白、部落主义、排他性的共敌式身份等等。本来,作为的思想园地,如今的大学校园却弥漫着一种“防御性的审查文化”,授到青年学生,人人噤若寒蝉、,大学俨然沦为私相授受、自求多福的苟且之地;本来,作为多元包容、平等讨论、探求真理的学术,如今却沦为拉山头、闹派性、彼此、相互举报的角斗之场……

  《娇惯的心灵》的写作缘起,是两位作者过去几年目睹美国大学校园愈演愈烈的冲突和事件,该书的雏形是两位作者于2015年发表在《大西洋月刊》的同名文章。据作者在“序言”中透露,文章本来的标题是:“越争越悲哀:大学校园是如何导致认知扭曲的?”据说月刊编辑发表前为强化标题的吸引力,将标题改为“The Coddling of American Mind”,最终的成书便沿用了这一颇抓眼球的标题。标题措辞显然脱胎于哲学家艾伦·布卢姆(Allan Bloom)1987年出版的那部杰作“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”(《封闭的美国》)。将《娇惯的心灵》前后两个标题比较,应该说,两位作者最初设定的标题更为平实,且更贴近写作者的现实关切和著述旨趣。

  《美国的封闭》, [美]布卢姆(Allan Bloom)著,战旭英译,冯克利校,译林出版社,2011年3月出版,348页,35.00元

  中译本将“Coddling”译成“娇惯”,语意上当然并无错处,却在客观上与全书的著述主旨发生明显的错位,而且这样的中译标题措辞无形中屏蔽了许多原书所意欲的目标读者。在汉语语境中,“娇惯”,主要指涉父母对子女的无原则溺爱,任性,毫无规矩,缺乏约束和等等。但原书标题采用“Coddling”,一方面固然出于吸引读者眼球之需要,但更深层次的意图在于反讽弥漫大学校园文化的扭曲:脆弱人设、安全主义、举报文化等等。在这种文化氛围中,本应属于正常学术探讨范畴的正常言论,经过听者偏执易感的的负面过滤,被,乱贴标签,肆意,甚至相向。大学校园本应是平和、彼此反证、探索真理的学术园地,如今却沦为各种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立场、各不相让的意见秀场。

  为了凸显原书作者的著述主旨,笔者斗胆将《娇惯的心灵》一书的标题暂时改成“偏执易感的与误入的大学”,意在更为直观地传达该书所聚焦的核心议题,同时将其作为这篇评论的主标题。

  阅读《娇惯的心灵》,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时间节点:1995年,2011年,2013年,2017年。

 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简·特温格(Jane Twenge)的研究,如果说1982年至1994年之间出生的一代属于“千禧世代”,那么,1995年出生的一拨孩子应被称为“互联网世代”的开端。特温格之所以以1995年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代际分水岭,在于移动社交的广泛使用,社交也成为区分互联网世代与之前的千禧世代最为突出的标志。

  2006年,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十一岁,“脸书”将其注册用户年龄下延至十三岁。也是在同一年,“推特”社交平台正式启动。2007年,第一代苹果手机问世,更为个性化的社交平台“汤博乐”诞生,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轻博客网站。2010年,移动应用社交平台“照片墙”问世,2011年,移动分享应用平台“色拉布”投入运营……

  2013年,互联网世代头生子十八岁,他们进入大学,2017年,他们大学毕业。从此,互联网世代成为大学校园的线年也是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年,这位“推特总统”更是将社交的潜能发挥至淋漓尽致的地步。

  社交从根本上改变了“95后”们的社会关系模式、观念形态乃至行为方式,互联网世代与千禧世代之间也因此出现明显的断裂。社交平台改变了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,而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即时便捷的信息筛选、整合和推荐机制,无形中将每个人“锁定”在以为中心的信息茧房之中,我的茧房我做主。社交使人沉溺其中,无法自拔。2017年,在一次采访中,“脸书”首任总裁谈及该社交的运营策略,读之真令人细思恐极。他这样回忆道:

 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,“脸书”可以说走在头一个,所内置的思维过程……说到底不外乎是:“我们如何做,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,多多益善?”……这就意味着,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,你会看到,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,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,诸如此类。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,然后,你就获得更多的赞、更多的评论……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……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,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。(《娇惯的心灵》,201-202页,以下未注明页码均引自该书)

  社交主导下的这一全新社会交往形态,在客观上强化的正是《娇惯的心灵》所要集中的如下三种错误观念:①泛化的安全主义,极力屏蔽一切可能带来情感或观念上的或痛苦经验,而不是从与不同立场主张的碰撞激荡中锻炼韧性,培养;②对于他人之举动或言论,采取的是感觉统御下的情感推理,甚至恶意揣测,而不是主导下换位思考,多元包容;③非善即恶、非黑即白的二元论,世界是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、朋友与敌人、与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,标榜自己如何,见识如何高明,对手德性如何,智性如何脑残,而不是对大量含混交杂的灰色地带保持高度自觉,对各种主义标签形成慎思的能力。

  2016年,美国进入“特朗普时刻”,其发端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和社会根源,但这一时代与互联网世代彼此叠加,相互强化,其中的机制,实在耐人寻味,颇费思量。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所出的诸多症候,诸如情绪宣泄、社会撕裂、党派敌对,针对长期以来大学校园文化的学院文化观念的激烈反弹,对作为文化左翼意识形态衍生物——“正确”针锋相对的挑战等等,诸如此类业已突破大学围墙的冲突,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“文化战争”。与此同时,以多元、包容、以探索真理为职志的大学校园文化,从此遭到意识形态斗争的“毒化”:学术争论被泛化、敌对化,学术分歧被为主张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敌我斗争,作为学术和校园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论坛和学术,无法按计划有序进行,甚至因遭取消,教授正常范围的课堂教学、学术研究以及公开发表,同行或学生,教授群体立场观念同质化,且自以为是,不容异见,甚至以“正确”之名行之实。教授群体格局的扭曲,也在潜移默化中促使青年学生的变形,人人自危,噤若寒蝉,学者群体私相授受,抱团取暖,不同立场群体之间彼此敷衍,相互拆台算计。教授与学生之间信任流失,大学校园文化生态发生畸变,大学自身正在自鸣得意中误入。

  学术或科学的职志在于通过探索追求真理。原则上说,学术无关乎,涉及的攫取和使用,它经常被党派意见裹挟。然而,在实践中,却往往透过学者个人的文化立场、意识形态以及主张,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在教授们的学术活动之中,这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。有鉴于此,为了确保学院里讨论、彼此反证的氛围,就需要保持立场的多元平衡,防止因教授群体立场同质化而导致,封闭,进而使学生视野偏狭,固步自封,致使校园文化生态因缺乏体制性反证而扭曲变形。

  近年来,一系列专门针对大学各学科教授群体立场的调查发现,1990年代以降,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比例迅速攀升,除了经济学左右比例维持在4比1之外,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领域,左右比例几乎全部超过10比1,而在《娇惯的心灵》作者之一海特所在的理论心理学领域,2016年的左右比例高达17比1。与教授群体立场同质化相应,学生群体也日益被拉向“左半边”,自认保守派或温和派的学生不断缩水,而派的学生比例不断飙升,从2012年以降,学生群体的左转趋势呈现出不断强化之势。面对美国大学校园左右比例严重失衡的态势,《娇惯的心灵》两位作者提出如下警示:

  我们眼睁睁地看到,某些学术共同体,尤其是那些位于美国最密集地区的,其同质和凝聚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,组织体也已经,它们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特质,同大学的旨可谓背道而驰。一个为行动而动员起来的集体组织,更愿意执行,也不太对其关键意识形态的挑战。上同质的社群,更容易发生猎巫行动,尤其是当它们感受到来自外部的时。(157页)

  与二战后至1960年代积极投入社会、重建社会的改良不同,新的文化深受各种“后学”目不暇接的新鲜语词的浸染,它们注意的是抽象的哲学和话语分析,而不是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诊断,以及针对性的行动方案:差异学、身份学、认同学,日趋成为主导性的学院话语。在大学各学科领域,妇女研究、黑人研究、拉美裔美国人研究、LGBT研究、移民研究,纷纷拉伙圈地,多点开花。这些研究门类背后的动力,与其说是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好奇,还不如说是更为直接的社会和主张的衍生物,它在强化“者”群体的自豪感的同时,在客观上却在不断解构着美利坚国家赖以为继的价值共识。出于对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不公的者的同情和负罪心理,文化研究俨然沦为“者研究”,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个人在他者眼中的身份和问题,而不是更为直接的阶级和贫困问题(相关论述可参见[美]理查德·罗蒂:《筑就我们的国家:二十世纪思想》,黄英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6年,55-78页)

  学院左翼上述脱离社会现实、高高在上且不断“内卷”的趋势,与美国两大建制政党愈演愈烈的寡头化趋势形成了共谋式的呼应,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不满,终于在素人特朗普的一整套反建制、民粹主义、反智主义、反“正确”口号的下,一夜之间呈“井喷”之势,令许多人尤其是学院左翼人士一时间猝不及防,手足无措。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,从大学到整个美国社会,经历了巨大的冲击,对左翼人士来说,无异于一场噩梦,我们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内战。

  现在看来,导致这场剧烈震荡的,绝不能简单归咎于特朗普的人设,它毋宁是1960年代以降左翼文化不断激进且自以为是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后果。而社交的广泛使用,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大学与社会、学术与隔离开来的围墙,广场的派性冲突,开始成为大学校园内文化生态结构的一部分,广场直接介入学术争论,使学术分歧扭曲变形为派性冲突。

  米洛·雅诺波鲁斯(Milo Yiannopoulos),新右翼“布赖特巴特新闻网”编辑,特朗普的铁杆儿粉丝,以“有德性的挑衅者”自居,并经常通过社交发布一系列极具刺激性的言论。2017年2月1日,米洛原定在伯克利大学发表,引起以“反主义者”(Anti)为代表的左翼激进组织和左翼师生的激烈,支持米洛者被指为“新”,双方,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,最终,当晚取消。颇具反讽意味的是,伯克利,1960年代曾经作为争取大学和运动的发祥地,如今却以的方式,一场在他们的认定中包含言论、种族主义、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。对此,《娇惯的心灵》两位作者不禁发出如下疑问:

  为什么在现如今的美国,越是进步力量强大的地区(如新英格兰和西海岸地区),越是因其进步而知名的大学内,活动反而越激烈,也越普遍,这是为什么呢?这些大学,难道不是原本最致力于制定进步且包容的社会政策吗?(143页)

  伯克利事件了一个的先例,此后,“越来越多的左翼学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,面对他们感到‘可恨’的言论,做出的回应经常就是正当的。”(116页)

  查尔斯·默里(Charles Murray),市场派学者,供职于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。2017年3月2日,应佛蒙特州明德学院邀请,默里拟结合自己于2012年出版的《》一书,就美国白人劳工阶级如何破产发表。鉴于默里为特朗普反移民和贸易政策的立场,加之他本人1994年与另一位作者合作出版《钟形曲线》一书,意在导致种族之间平均智商差的基因根源,民德学院许多左翼师生便据此认定,默里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、种族主义者,要求校方取消此次活动,遭到校方后,者当晚便蜂拥至现场,大声喧哗,使活动难以有序进行,中途转移至线上直播,最终,者还是发现了者和与谈人的直播所在地,他们便聚众,冲进直播间,者和与谈人,致使与谈人受伤入院。

  海瑟·麦克唐纳(Heather MacDonald),新闻记者,兼职律师和社会评论员。2017年4月9日,受麦肯纳学院的邀请,麦克唐纳拟就此前出版的《向开战》一书发表,该书的副标题是“层出不穷的对法律和秩序的抵制如何将大家置于境地”,作者意在指出,各种以“黑命贵”名义发起的活动,客观上导致不愿介入少数族裔社区维持治安,致使这些社区犯罪率飙升,当地居民生命和财产更为严重的。然而,麦氏的这一论点,在左翼师生眼里,简直,他们认定,校方邀请这样的人来做,分明是在为执法推波助澜,是公开地为种族主义、主义、国家背书之举。当晚,学生冲击会场,使不得不临时改为线上直播,但者还是不依不饶,冲击直播现场,最终使取消。事后,响应者的左翼学生组织将麦克唐纳指为“、白人至上主义者、好战派、恐同、歧视变性人,‘而且’以为纲”

  类似性质的事件,不仅发生在青年学生中间,而且正在作为教育者的大学教授群体内蔓延,这也许是更为令人忧虑之所在。瑞贝卡·蒂韦尔(Rebecca Tuvel),孟菲斯市罗德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。2017年3月29日,蒂韦尔在女性主义哲学《希帕提娅》官网发表题为“为跨种族主义而辩”的署名文章,在文中,蒂韦尔援引具体案例指出,与跨种族身份相比,社会对跨性别身份的态度表现得更加。文章甫一发表,便引起轩然大波,一群左翼学者要求撤稿,认定这篇文章出“白人女性主义的所有错误”,作者“恐惧变性身份”,而且有“”倾向。面对蒂韦尔的,许多同行学者私下对蒂韦尔表示同情,却在公开场合噤若寒蝉,不敢公开。更有甚者,有些女性主义学者公开一套,背后却完全是另一套,她们私下表达对蒂韦尔的同情和支持,却在公开场合加入者队伍,甚至不遗余力,惟恐人后。

  艾米·瓦克斯(Amy Wax),大学教授。2017年8月,瓦克斯与另一位教授合作在一家上发表题为“为我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崩溃而付出代价”的评论文章,其中有这样一段据说犯了学术界之大忌的话:“所有的文化都不平等。或者说,至少有些方面,比如说让人们做好准备,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而能有其所能,不同的文化是不平等的。”(149页)

  一个星期后,大学五十四名研究生和校友发表联合声明,瓦克斯教授的文章体现出“异性恋、父权制、基于阶级的、白人至上的逻辑”,同时要求大学校长就瓦克斯本人的种族主义、白人至上主义展开调查。与此同时,瓦克斯在宾大院的三十三名同事也群体相应,公开向瓦克斯发难。

  究竟是什么原因,导致大学校园文化如此扭曲?《娇惯的心灵》的两位作者给出如下六条解释线索,这些线索在客观上彼此交织,相互强化:①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极化;②近些年,美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呈迅速蔓延之势;③中产家庭父母们对孩子过度、直升机式的教育方式;④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课余时间被大量的补习班占据,他们玩耍、支配的时间被大幅压缩;⑤大学官僚机构不断膨胀,校园安全注意、维稳思维促使其全方位介入学生事务;⑥以结果平等为导向的社会观念日益取代“相称-程序的社会”,为了照顾某些身份群体的感受,不惜基本的程序。

  日趋极化,党派日深,左右两翼彼此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从公共到社交,纷纷依据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选边站,更使双方在情感上不断两极分化。生态的扭曲,带来大学校园文化生态的畸变。在校外右翼的下,先前在校园里噤若寒蝉的右翼组织开始抬头,并与左翼渐成对峙之势,加之面对汹涌和公开的情绪对立,校园领导层缺乏决断意志,面对冲突往往畏首畏尾,优柔寡断,教授的任何在措辞上有失慎重的言论,都可能成为的爆发点。

  进入2010年代,美国青少年患抑郁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上升,调查显示,在每天与社交打交道的“互联网世代”中间,心理疾病愈演愈烈,率更是高得惊人。从2013年至2017年,随着“互联网世代”成为大学的主体,偏执易感、情绪推理、脆弱人设、安全主义,使得大学校园经常沦为社会的沸点和不满情绪的口。

  青少年脆弱晚熟,这与中产阶层父母新的教育方式也不无关联,对孩子百般,精心栽培,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父母的过度监管,使孩子很少有机会养成自己克服脆弱所需要的韧性。随着这样的孩子进入大学,安全主义思维方式也随之被带进大学校园。对互联网世代来说,一方面,他们每天独自面对屏幕的时间大大增加,另一方面,学校和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待,他们很早就开始为孩子将来能进入更好的大学拼尽全力,为积攒更能吸引大学招生官的漂亮履历争分夺秒,孩子们玩耍时间被层层加码的功课占据,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游戏扩大见识,通过与人交往开阔心胸,培养社交技能和面对压力的韧性。

  从大学本身的组织来看,现代“巨型大学”(multiversity)在功能上日趋多样,其运营方式日趋公司化。校园官僚事无巨细,维稳思维压倒一切,各种行政控制。为了防患于未然,过度监管,对任何引发所谓“”的言论严加管控,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举报文化甚嚣尘上,致使教授在课堂上经常提心吊胆,生怕说错话动辄得咎,引发校内外的声讨,致使大学校园人人自危,信任流失。大学校园也因此不断滋生出一种“心态文化”,人们变得易碎,见火就着,当事者在面对冲突时,第一反应便是向第三方即大学行政寻求救济,这就使他们日益对大学行政产生本能的“依赖”。

  如何使误入的大学重回正轨?回归大学的初心?《娇惯的心灵》的两位作者的写作旨趣,绝非基于主义式的社会,而是问题所在,问题之根源,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言献策,号召人们以身作则,积极采取行动。

  《娇惯的心灵》行文至第四编,首先聚焦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少年的教育之道,其次则是寻求大学教育自身的革新之道。尽管都是原则性行动,却极富针对性,作者意在一场家长、中小学和大学教育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,使家庭、学校、大学对青少年的教育彼此有效衔接,形成合力,共同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。

  为了能够使孩子健康成长,培养韧性,克服脆弱人设,需要家长和学校有效安全主义的思维惯性,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,嬉戏玩耍,组织夏令营以及课外俱乐部等等,使他们在无人的条件下逐步积累反脆弱的经验,养成与人相处、相互的基本技能,学会自己判断风险,并自觉规避风险,遇到问题,能够管理情绪,保持冷静,寻找解决之道。通过各种途径使孩子养成自觉反思,换位思考的习惯,通情达理,智性上保持谦逊,追求共性的身份,而不是寻找敌人的身份。

  对青少年来说,从中学进入大学,是人生的关键转折。为了使这一过渡经历必要的缓冲,两位作者提出,进入大学之前,孩子们应当工作或服役一年。在这一“间隔年”期间,孩子离开家长,独自工作和学习,探索个人兴趣,锻炼人际交往能力,使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,尽可能成熟起来。在两位作者看来,这不仅可以作为孩子的“礼”,而且有助于逆转社会日趋极化的态势:

  无论这个“间隔年”是用于公共服务还是工作,只要青年人愿意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,到一个和自己熟悉的美国截然不同的地方去,踏踏实实生活一年,美国的极化状况就能得到改善。(349页)

  大学探索真理,传授知识,学术,教授授业解惑,激发学生认识真理,热爱真理,而追求真理的前提在于探索。为此,大学需要切实保障和学术。对于的,的汹涌,大学应当未雨绸缪,能够做到临危不乱,,而不是自乱阵脚,被沸点裹挟,针对任何干扰正常学术活动和学术秩序的行为,大学应当具备足够勇气对之说不。

  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,应多招收那些素质全面、性格成熟、人格的申请者,而不是那些在填鸭式教育中被塑造成的考试机器。

  对于大学自身来说,不仅要确保师生在种族、性别方面的多元性的同时,更要确保“立场的多元化”,避免某一种立场在大学定于一尊。在大学里,无论是教授还是青年学生,围绕特题发生冲突、争议和论辩,应是校园生活的常态,应从容面对,学会摆事实,讲道理,心平气和,彼此驳正,而不是相互攻讦,更不应沦为人身。性思维的前提是智性的谦卑,学会换位思考,养成,推己及人,以礼相待,而不敌即友,非黑即白,拉帮结派。

  无论情势怎么改变,追求真理,应当是大学始终坚守的初心,两位作者,只要大学能够上述之道,理想的大学并非遥不可及:

  这里有一所大学,它把探索的作为所在,选拔那些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生,教育学生,让他们懂得从建设性的争论中学习,然后画出一个将整个大学都包括在内的圈,其中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知道他们在人身上是安全的,也明白他们就是这共同体的一,那么这样的一所大学,才是教授的家园、学生的乐土,以及社会的。(363页)

  这样的大学,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立基的根本福祉,而且是一种文明生生不息的灯塔。1750年,本杰明·富兰克林创办大学,在给塞缪尔·约翰逊的一封信中,富兰克林这样写道:

  对公共福祉来说,重中之重莫过于培养和青年的智慧和美德。在我看来,人的智慧和美德,才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源泉:其势能远远超过任何财富或武器,因为一旦为和所控制,和武力往往只会带来,而无法保障一个民族的安全。(373页)

  在群策群力,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们新世纪主要奋斗目标之一的今天,什么才是中国大学应当始终持守的初心?中国大学在继续将助力大国崛起作为自身无可推卸责任的同时,是否需要成为更为根本的垂范的载体,承担更为深远的文明庚续的?我们的大学离这样的期许究竟还有多远?现实中,我们的多少努力非但无助于接近这一期许,反而与这样的期许渐行渐远?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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